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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日期:2012-05-15] 来源:新华网山东频道  作者:记者刘宝森、韩淼 [字体: ]

  中国人历来讲求“逝者为尊,死者为大”,认为“死无全尸”是对亡者的不敬。然而,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工作可能会让逝者无法保持身体的完整,但却换得更多人的“起死回生”。

  这些人被称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一个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的职业。虽然推进阻力重重,但这项工作的开展,有望使器官供体严重缺乏的中国扭转依靠死囚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并从根本上铲除屡禁不止的活体器官黑市。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应运而生

  中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为改变器官供求比悬殊的局面,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总会与卫生部正式启动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第一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随后应运而生。

  协调员主要是红十字会或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目前,我国共有专职和兼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近600人,由红十字会统一负责组织开展工作。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医务部床位协调办公室工作的刘红就是一名兼职协调员。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以肾脏移植专科在全国闻名,每年都会接收大量等待肾脏和其他器官移植的患者,是山东省13家设有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试点单位之一。

  从医20余年的刘红,之前在胸外科和重症监护室做过护士长,对治疗方面“不陌生”,但对于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在欧美甚至香港都已较为成熟的职业,她也是在2010年7月参加了全国第一期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培训班之后才有所了解。

  作为兼职器官捐献协调员,刘红除了宣传工作,最重要的是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器官功能状态良好而生存无望的患者。

  每天一早,刘红就要在医院的查询系统里检索当天医院下达病危通知的病人名单和基本信息。器官捐献的要求比较严格,年龄限制一般在5岁到60岁之间,而且还得评估器官情况,因此刘红首先要对病人进行筛选,然后向主治医师咨询病人的具体情况。

  捐献协调工作 高尚而困难

  这本身就是一份困难的工作。美国临床数据显示,通常只有1%的死亡病例适合捐献器官,4%-5%的病例适合捐献组织如眼角膜。此外,在中国这样一个“完尸”观念占上风的社会,即使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也未必能实现最终的捐献。

  每次与家属谈器官捐献这个问题,刘红都感觉到很为难。每一例都有无法言说的痛苦。看见那些悲痛的家属,她感同身受。

  刘红说,有些家属担心,一旦同意器官捐献,医院就会放弃治疗。因此,她一般在家属已经签好了拒绝治疗同意书之后才去与他们接触,但即便如此,沟通也较难成功。

  “尤其状态很好的潜在器官捐献者,多数是突发病变,家属没有思想准备,心理状态极其悲痛,甚至不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跟他们讲器官捐献,不合时宜,”刘红说。

  从事这项工作以来,刘红共接触了10个具备潜在捐献条件的器官捐献者,但一个也没能成功。

    事实上,在实行人体捐献试点工作以来,整个山东省只有9例捐献。在全国范围内,也仅完成器官捐献207例,共捐献大器官546个。

    与之伴生的是,需要器官移植的缺口太大导致中国黑市器官买卖仍屡打不绝。

    山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负责人杨广宁说,潜在捐赠者亲属拒绝的理由五花八门,但主要还是因为传统观念。

    “我们传统观念中有完尸的观念,还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甚至最近又兴起阴婚,这些传统观念都从一定角度上影响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人体器官捐献,”杨广宁说。

    刘红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位23岁的女孩,因急症生命垂危,是很好的潜在器官捐献者。经过与家属的反复交流,女孩母亲表示同意,但由于孩子病危后家属给女儿结了一门阴亲,男方家表示“身上不能有刀口”,所以最后只能作罢。

    另一方面,很多医生还没有形成器官捐献的概念,或因担心引发医院与患者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及时上报潜在捐献者的信息,致使发现渠道不顺畅,降低了捐献的概率。

    “医生多年形成的治疗思维中,还没有这个意识,这比较难改变。还有些医生说医患关系本来就不乐观,还让人捐器官,不是找事嘛,”刘红说。

    捐献制度待完善 捐献认同感增强

    在美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医院实行死亡病例报告制度,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类似的潜在捐献者信息上报制度。中国在器官捐献制度方面的缺失不仅体现在这一个方面。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林娜在3月底举办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总结会上说,器官捐献在国家层面还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在政策保障措施、专业化建设、人才配置等方面有很多事情要做,特别是对协调员的工资、津贴、激励机制、意外保险等基本保障的机制还都是空白。另外,中国还没有建立全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科学的器官分配原则有待完善。

    但郝林娜同时指出,社会对器官捐献认识的逐渐认可,为这项工作的继续开展提供了机遇。

    据中国红十字会在12个器官捐献试点省(区、市)发放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74.2%的受访者称身后愿意捐献器官,只有6.8%的人明确表示不愿意。表示支持器官捐献的人群中约70%以上是年轻人。

    刘红也曾经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900多名医护人员中做过一个小调查,其中30岁以下的人对于器官捐献的接受程度要远远高于40岁以上的受访者。而尽管她接触的病人家属最终没能同意捐献器官,却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激烈地抵触这件事。

    与刘红同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工作的心脏外科护士赵洪燕成为试点启动之后,济南市第一个向红十字会提交器官捐献志愿书的市民。

    赵洪燕说,山东省的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是由他们科室完成的,她当时参与了工作,触动很大。因此当看到报纸上刊登了倡导器官捐献的消息,她没多想就填了志愿书交到了红十字会。

    “我老公挺支持我的,因为他平时听我说工作上的事情比较多。”赵洪燕交了志愿书之后,也告诉了自己的妹妹和妹夫。“他们觉得挺平常的,没觉得是什么大事,”赵洪燕说。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还有望改变此前大多数的移植器官来源于死囚捐献的局面。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称,中国将在3至5年内逐步取消死囚器官捐献,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刘红说,人们会有一个接受过程,也许5年或者10年之后,就不需要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工作了,或者那时的工作内容也改变了。

    “我家孩子小学四年级,他们课文就有讲器官捐献的。也许他们那代人长大了就觉得这个事很正常了,就像我们这代人接受火葬的观念一样,”刘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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