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标准化器官捐献进程加速
（医药经济报记者 魏赟）
“按照现有的法律，我们该如何认定死亡？”
“国际标准化的脑死亡自愿无偿器官捐献，这个系统的工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它目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2007年1月20~22日，100余名器官移植、法律、伦理专家共聚广州，在中国首届国际标准器官捐献及分流系统联席会议上，共同探讨了国际标准化器官捐献及移植过程的诸多焦点问题。
行政法规出台迫在眉睫
在国际标准化器官捐献中，器官的主要来源是脑死亡自愿无偿捐献。脑死亡是在使用呼吸机的情况下判定死亡的一个科学标准，但目前，国内临床大多数情况下仍采用传统观念中的心死亡，而非现代科学的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其原因之一就是临床医生以为实施脑死亡存在法律风险。这次会议上，法学家首先对脑死亡立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立法学的角度而言，立法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必要性、可行性以及迫切性，”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
孙东东 教授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什么是死亡，脑死亡法是调整对于脑死亡的判定的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人们之间在死亡判定标准、死亡判定的技术规范和脑死亡判定的管理等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就涉及脑死亡立法要解决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制定科学的死亡标准、脑死亡判定的技术规范以及脑死亡判定的管理办法。就医学界而言，脑死亡立法的迫切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立法需要慎重。广义的法律包含了法律、条例和规范等多个层次，孙东东认为，目前情况下，期望全国人大通过“脑死亡法”比较困难，他建议医学界应该首先完善技术规范和标准，督促卫部制定出部门的规章制度，进一步争取全国人大对死亡的界定做出立法解释，“这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
法律是底限，伦理是境界。脑死亡的判定标准和实施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但是应该不应该实施和如何实施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卫生部医学伦理学专家委员会委员李本富从伦理学的角度谈到了实施脑死亡标准曾经存在的争议。
李本富说，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在躯体“存活”状态下是难以接受处于脑死亡状态而宣布人死亡的事实。目前对于脑死亡还存在的伦理争议主要是脑死亡标准是否科学、是否有损于生命的尊严，而在是否节约卫生资源的讨论中，很多人认为生命无价，金钱与生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于上述争论，李本富认为，事实上，实施脑死亡标准的伦理争议，多数是由于人们对其认识上的误区导致的。从伦理学角度来讲，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采用一元论前提下的双轨制，体现人的生命自主权原则。同时，脑死亡标准的伦理学原则还包括严谨与审慎的原则以及器官移植医生不参与判定过程的原则。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脑死亡器官捐献全国联合攻关项目组已经实施了140多例脑死亡判定并停机，也有28例脑死亡自愿无偿器官捐献的成功案例。在21日下午的学术交流中，与会专家共同探讨和分享了国际标准化器官捐献和移植过程中的一些宝贵经验，他们一致认为，事实说明，脑死亡的法律和伦理争议已经得到了解决，公众已经接受了这个概念，对其伦理和法律的再次争议反而是一种倒退。医学界关注的焦点不应该是已经解决的问题，而应该是如何做的问题，即如何降低拒绝率和提高利用率。目前的障碍主要来自于行政法规的缺失，它的出台迫在眉睫。
cUNOS和OPO系统工程启动
什么是国际标准化器官捐献？此次会议上，脑死亡器官捐献全国联合攻关项目负责人
陈忠华 教授向记者作了详细解释：“从改变公众对脑死亡的认识，到自愿无偿器官捐献，再到快速、有效、合理地分配器官，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国际标准化器官捐献包括来源标准化，即脑死亡自愿无偿器官捐献、心死亡自愿无偿器官捐献以及亲属间活体器官捐献，这些器官来源在世界上都不存在法律和伦理的争议。其次是获取方式要符合现代医学和伦理学标准，获取的器官要能够快速、有效、合理地分配，以达到最优化结果。当捐献后的良好结果向社会充分展示后，又反过来会促进国际标准化的器官捐献。”
在这个过程中，UNOS(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联合器官分配系统)和OPO( 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器官获取组织)系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器官移植研究所博士方泽民介绍了美国的OPO和UNOS，OPO是美国器官移植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负责和协调器官获取、保存和运输，并且为回收的器官寻找合适的受者的非营利性组织，目前美国有58个OPO。而UNOS 是一个私立的非营利性的机构，它与美国的健康与人类服务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签订协议，负责管理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协调供者器官的配型和分配，负责移植供者和受者的数据收集、核实、维护以及政策制定，并进行公众教育，以提高美国器官捐献、获取、分配和移植的效率。
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专家就我国器官捐献及分配科研项目的管理条例、规章制度、操作流程、人文规范、合理分配原则进行了讨论，并对cUNOS（China 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网络的登陆及各合作器官移植中心等待名单的录入进行了简单培训，这意味着我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器官获取和分配组织，也意味着国际标准化器官捐献这项系统工程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大众推动医生前进
到目前为止，脑死亡器官捐献全国联合攻关项目组已经累积了140多例脑死亡的判定和终止抢救，这些案例促进了脑死亡科学概念的普及，大众的参与和支持也推动着医学界的前进。
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苏雪娥讲述了她的一段经历。在1992年，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就进行过脑死亡的判定，由于呼吸机数量有限，有的危重病人没有呼吸机可用，而已经使用的病人有的实际上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这种情况下，一些病人家属也希望知道继续抢救是否有意义。在征得家属的同意后，苏雪娥和她的同事就进行了脑死亡判定并停机。苏雪娥说，脑死亡判定并停机对于节约医疗资源、体现生命自主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的30多例判定中，在判定为脑死亡后2天内家属同意停止治疗的占61%，在判定后3天内家属同意停止治疗的占93%，只有2例维持到心跳停止才停机。
“这是大众在推动医生前进，他们表现的是对科学的尊重。”苏雪娥最后感慨地说。
